厨房的油烟还未散去，婆婆再次把剩菜放到我面前。“女人家吃得好做什么？良子明天有生意谈，需要补补。”我还未说话，何良便笑着将盘子端走。我凝视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家，如今却显得如此陌生。几天后，婆婆竟然把离婚协议书直接放在桌上，语气坚定地说希望我别耽误她儿子另觅良缘。我没有哭泣或争吵，拿起笔就签了字。拎着行李走出家门时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与这个家庭已无关联。然而，在元宵节的晚上，电话铃声如同催命般响起，传来小姑子悲切的哭声：“嫂子！我哥出事了！你快筹三十万来救他！”

清晨未亮，厨房的白炽灯发出微弱的嗡嗡声，我站在灶台前，往锅里加米，水烧开时却掩盖不了楼上传来的咳嗽声，那是婆婆起床了。何良坐在餐桌旁，目不转睛，一直是这样，吃早饭时沉默，吃完就急匆匆出门。“粥这么稀，你是想饿死我们吗？”婆婆从楼上下来，单手扶着楼梯，另一只手提着布包，坐下后开始搅拌锅里的粥，皱眉不已。我没回应，端出煎好的鸡蛋，鸡蛋外皮已焦，思绪飘散。“真没用的东西。”婆婆嘲讽地说，夹起鸡蛋咬了一口。我拿抹布擦拭灶台，擦完后又去擦墙砖，十年如一日。这个小屋不大，两室一厅，还是我和何良结婚时租的。几年后积攒的钱接手了房子。婆婆搬来小姑子的旧衣柜，说是嫁妆，先寄存家里。我那时应当明白，家里的事务永远是她说了算。

何良的手机响了，他瞥了一眼，没接。再次响起，他任由它响。 “谁啊？怎么不接？”婆婆问。“推销的。”他翻过手机，扣在桌上，但我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“妹妹”的名字。小姑子何乐萱，我们的关系并不亲近。不过在过去的半年，她与何良的联系越来越频繁。每次通话后，何良都会沉默一阵。我问过一次，他只是说妹妹生意上有些麻烦，请他出个主意。我没有再深入。

当天的粥，我一口未尝。收拾好碗筷，我转身回卧室换衣服，准备去店里。最近我在菜市场开了个早点摊，主打煎饼和豆浆。摊子虽然不大，但生意可以，何良的工资一般，家里开销多半靠我的摊子。婆婆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声音大得几乎压过一切。路过时，她忽然开口：“你那摊子一天能挣多少？”我以为她关心，便回答：“还行，够补贴家用。”她却冷笑，目光重新投回电视屏幕上。我在门口多停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说，换好鞋出门。

到了摊子，我照常忙碌，顾客来时忙着摊饼、抹酱，忙起来反而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。晚上收摊后，我在小屋里开始算账，今天挣了八十多，扣除成本后还剩下四十几。我珍惜这点微薄的收入，每一分钱都小心积攒。我把钱藏在枕头下的布包中，里面有一个银行存折，上面是我的名字。我在想，哪天何良如果在厂里效益不好，手里有这笔钱也能应急。

何良直到十点多才回家，进门就脱了外套，随意扔在沙发上。“吃了吗？”我问他。“吃了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，问“妈睡了吗？”“早睡了，说等你加班别等我。”他点点头，朝厕所走。“何良。”他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。“你妹妹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？”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问。“没事，她怎么会有事。”说完便进了厕所，把门关上。我站在那听着水声，心里莫名感到沉重。当天晚上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。何良背对着我，呼吸均匀。我轻轻打开手机，屏幕的亮光刺得我眯起眼睛。翻开转账记录，一条一条往下查，看到一笔两万三的转账，收款方是一个陌生账户，备注是“妹妹的周转”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良久，屏幕暗了我又按亮，再暗我再按。何良翻了个身，我迅速锁上手机，藏回枕头底下。他睡得很沉，呼吸平稳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在柜子最里面翻出一份旧存折，几年前与何良共同存的定期，尚未到期，里面只有三万出头。我紧握着存折，心中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堵塞。那天下午，我趁婆婆去邻居家打麻将时，将存折藏在一件旧毛衣口袋里，放在柜子的底层。其实自己也不懂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或许只是想手中握着点什么，心里才能踏实。

几天后，婆婆终于摊牌了。那天我刚收摊回到家，就看到婆婆坐在客厅，茶几上放着一份文件，何良低头抽烟，烟几乎烧到指尖也毫无察觉。“回来了？坐。”婆婆冷冷地说。我放下包，坐在对面。“签了吧。”她把那份纸推到我面前。我低头一看，赫然是“离婚协议书”。我抬起头，望向婆婆与何良，何良也不敢直视我。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 “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吗？你在这里十年连个孩子都没有，何家绝后，良子要再娶个。”我默默无言，心如死灰。